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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至今都为哪些人的逝世降过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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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注:斯大林执政时官方称其生日为1879年12月21日,但史学界考证为1878年12月18日),原姓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人,苏联政治家,苏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马丁路德金是近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民权运动领导人之一,其以高尚的情操、包容的胸怀、顽强的斗志、坚定的信念几乎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国家的领袖。

  三、1962年,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逝世1周年(这可以说只是补办,也可说是破例)。

  四、1968年,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

  六、1976年7月,朱德(《人民日报》24日第六版:为哀悼朱德委员长,“联合国总部在七月八日和十一日下半旗志哀”。为朱德降半旗两日,也属于规定中的“特殊情况”了。)

  八、1981年6月1日,宋庆龄(5月29日逝世)(《人民日报》第六版《沉痛哀悼宋庆龄名誉主席》其中一句:联合国会旗今天下半旗半天志哀)。

  十二、2001年1月23日(安葬日),刚果(金)总统劳伦特卡比拉(16日遇刺)。

  十三、2001年6月5日(2日为安葬日),尼泊尔前国五比兰德拉(1日争执中遭枪杀)。

  十四、2003年8月,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巴西籍政治家德梅洛(因其所在的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遭到的自杀性炸弹攻击而遇难)。

  十五、2004年11月11日(逝世当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

  十六、2006年1月,科威特埃米尔(科威特国家元首的称谓)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

  十七、2006年7月28日,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在内的4名联合国观察员(26日因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进行空袭而丧生)。

  降半旗致哀(志哀)是国际上通用的致哀惯例,始于1912年的英国,当时由于一艘船在执行搜寻任务时船长被杀害而由来,后来就变成国际通用礼节。联合国会员国的为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逝世,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在日内瓦的办事机构以及联合国驻该会员国的办事机构将以联合国旗将下半旗的仪式致哀。

  联合国降半旗是为了悼念某人的逝世,这原本就有相应的规定。悼念的对象:无论从联合国的相关规定的条款上看(因为后几条中提到了“某国重要人物”和“与联合国有重要联系的世界领导人”)还是从事实上看,不局限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更不局限于现任元首和首脑)。

  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在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让人看了不禁摇头。该故事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一般意义的降半旗是指降联合国标志旗帜,而不是降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国旗。。只有周恩来这一次是降的所有成员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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