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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互联网时代的“人性陷阱”

  今天,一个普遍现象是,与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越是关联的人,离真实的人、团体和社会就越远。人们可以借助社交媒体交往,但却是一个十足孤独的个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化程度高的社会,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依靠互联网而生存(例如网红、直播、外卖之类)。宅男宅女群体因而迅速扩大。

  红色药丸通往真实,蓝色药丸留在幻境,你选什么?(图源:电影《黑客帝国》) 传统上一直被视为“群体性”或“集体性”社会的亚洲也是如此。日本已经拥有数百万宅男,其他亚洲社会或多或少都出现这个趋势。这些群体的行为可以全然颠覆传统观念,他们方方面面的生活观念包括日常生活、婚姻、性、生育等等,都似乎完全和传统社会背道而驰。他们的行为已经对现存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他们盛行的“无婚”甚至“无性”的生活观念,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最大的威胁。也就是说,促成亚洲社会迅速老龄化的不仅具有经济因素,更具有技术因素。在互联网时代经济生活中,人们也在不知不觉地放弃自主性,而让“供给方”决定自己的需求。今天,除了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经济生活并没有自主的选择,而是人云亦云,步人后尘。众多的选择、品牌、“低廉”的价格,人们都在被商品选择。同时,人们所购入的这些商品又缺少了往日的“社会性”。从前,因为人们生活在实体社会,穿衣服便具有了社会性;但现在他们生活在虚拟世界,他们的穿着没有社会性,反正谁也不认识谁。的确,有很多人会在虚拟空间“晒”自己,但除了证明自己在虚拟世界的存在,还能说明什么呢?政治生活也是如此。互联网使得“静悄悄的革命”变得可能和频繁,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在非民主国家,颜色革命已经成为常态。没有多长时间以前,互联网被视为西方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最有效武器,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西方利用互联网在非民主国家发动了诸多成功的颜色革命。但今天,这种颜色革命更经常发生在西方内部。近年来,西方传统政党逐渐被互联网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政治“局外人”进入政治舞台。他们无需政党平台,依靠一个互联网平台就能击败那些依靠传统政党的政治人物。问题是,互联网政治已经失去传统政治的建设性。政治“局外人”可以借助互联网而登上权力位置,但很难依靠互联网来治国理政,因为治国理政仍然发生在实体社会。无论是在民主还是非民主社会,互联网政治的破坏性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但其建设性从何而来?更为糟糕的是,在互联网世界,人们失去了人的真实感,分不清实体世界的“自己”和虚拟世界的“自己”。互联网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美丽的诱人陷阱。例如,越来越多人在给他人“点赞”的同时,为他人设计着美丽的“陷阱”。他们随意引诱着他人、随意“制造”和收集他人的证据,又随意陷害他人。最近中国电子科技大学一名副教授被学生设陷,对中国的“四大发明”作了“不当”的评价之后,被学生举报而遭处分。不过,这绝对不是特例,类似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举不胜举。当“陷害”受各种环境和动机的激励,并且变得毫无成本的时候,“恶”便大行其道。无政府或新型专制的抉择

  社交媒体更是“假消息”的天堂。一个普遍现象是:越是耸人听闻、庸俗不堪的“新闻”,越是受社交媒体的青睐,越是能够迅速流传,并且流传广泛。一些人是先入为主,他们并不想知道事实的真相,更不关心有没有真相,对他们来说,所有东西都只是一种“消费”,包括他人的尊严和荣誉。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假消息”一旦流传开来,便是真消息了。尤有甚者,对一些人来说,只有通过制造和传播“假消息”,才能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假新闻”在充分自由的虚拟世界里得到完全的自由,人性所具有的“恶”变得毫无掩饰地呈现出来。因此,有人说,在互联网世界,善不压恶、正不压邪。“善”尽管可以存在,但很容易消失。恶不仅存在,而且无以制衡。尽管各国都在尝试通过互联网立法来管治和规制虚拟世界,但从“人性恶”的角度来看,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互联网世界无形的“恶”可以得到有形政府的有效管治。的确,政府的管治越来越成为问题。今天,政府被视为“老大哥”,越来越多的政府不受社会信任。对政府的低信任或不信任,也促成今天互联网监管面临巨大的困难,支配互联网的权力便落到资本和商业手中。表面上看,人们都以为自己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至少在虚拟空间里获得完全的自由,但实际上可能刚好相反,人们被资本所奴役,也被资本使(利)用来受他人奴役,或者奴役他人。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如果继续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和监管,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临近英国近代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人与人战争”的无政府状态,或者存在主义所说的“他人即是地狱”的状态。霍布斯认为,人是不能长期忍受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为了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人们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利,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让政府提供秩序。对霍布斯来说,无论怎样专制的政府,总比无政府状态要好。今天的互联网世界会怎样?如果不能确立一种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秩序,就可能也会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忍受“无政府”状态,要么转型成为新型专制主义。如果人们不能承受无政府状态,最终会放弃自己的权利而让新型专制出现。尽管一些人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但对很多人来说,专制下的秩序可能要比人人为战的“无政府”要好。互联网是否可以促成历史的又一个轮回?人们当拭目以待。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研究团队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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